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与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适配性。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市场机遇,深入贯彻落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支持“十四五”重点项目、重大工程;持续优化新制造业、新服务业、新基础产业与高技术企业投融资布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强化绿色金融工作的整体协调、有序推进;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提升普惠、乡村振兴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系列亮眼的数据反映了金融机构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趋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7.7万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近30%,科研技术贷款增长28.9%,绿色信贷增长21%……
不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金融风险往往长期潜伏,但爆发可能在一夜之间,预判风险是防范化解风险的第一步。”王景武说,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商业银行更要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努力练好内功,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
他表示,要与时俱进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主动适应机构布局、经营边界和服务创新不断拓展、风险管理边界不断外延的趋势,持续深化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建立起全链条防控、全流程管理和全方位监督的风控体系,全面、高效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同时,要大力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说,在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持续完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风险治理体系,健全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风险治理效能。培育审慎合规的风险文化,传导统一的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偏好。健全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努力使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统筹管好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
谈及金融风险的变化,王景武认为,在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叠加影响下,金融风险呈现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共生、线下风险与线上风险并存、单一风险与多市场风险共振的特点。
不变的是初心,创新的是手段。基于此,王景武提出商业银行防范化解风险的辩证法。
一方面,要加强传统风险的管控和化解。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进入预警区间,房地产领域结构性风险上升。商业银行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法规和监管政策,配合地方政府稳妥做好存量融资风险化解。严格落实国家房地产领域政策导向,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要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严防高杠杆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严格落实资管新规,规范交叉性金融产品,严防无序加杠杆,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新型风险识别与防控。当前,气候风险、模型风险,以及各类新兴业务的直接风险和次生风险等新型风险带来的挑战日益加大,但商业银行对于这类新型风险的认识有待加深,风险防控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要高度重视对新型风险的识别、研究和防控,加强对合作机构业务、中间业务穿透管理;持续推进新的国际准则和监管规则落地执行,提升气候风险的量化分析和管理能力;不断推进模型的优化迭代,实现风险监测、管理与风险演进同步变化。
一体化推进
风险防控和廉洁文化建设
“许多风险事件的形成,来源于内部控制的失守。从近年查处的金融腐败案件来看,信用风险和金融腐败问题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交织性特征,反映出廉洁从业方面仍有薄弱环节。”王景武直言。
商业银行要驰而不息强化廉洁风险管理,提升内控案防有效性。他进一步指出,要将党风廉政建设与风险防控结合,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聚焦巡视、监管、审计,尤其是本轮中央巡视反馈的问题,抓好整改落实,以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剖析问题产生根源,下硬功夫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扩大整改成效,提升内控案防的有效性。持续深化金融反腐。突出“严”的要求,强化“严”的氛围,坚持靶向治疗、精确惩治,聚焦造成风险的关键问题和关键少数追责问责,形成有效震慑,推动“从严治党、从严治贷”得到扎实有效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