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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应对猪周期经验表明，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宏观调控也必不可少。要像重视粮食生产一样重视生猪生产，稳定养殖的政策环境和发展预期；要像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一样保护主产区的生猪基础产能，使之成为生猪供应的“压舱石”；要像紧盯种业一样紧盯能繁母猪数量和质量，使其成为生猪生产的“总开关”。

近期，有关部门投放今年第一批中央冻猪肉储备，各地也加大了地方猪肉储备投放力度。

中秋国庆期间，猪肉消费进入旺季。鉴于猪肉价格对物价指数和居民生活有重要影响，适时投放冻肉储备，兼有猪肉保供和稳定物价的双重考虑。我国猪肉正常年度消费量为5500万吨左右，单次冻肉储备投放量一般仅数万吨，相较庞大的消费量而言，对市场的直接影响很有限，无法改变供求大局。但是，投放的间接影响不小，主要是释放信号、引导预期，传递出权威部门的调控风向和对未来的判断。本次投放的目的是，引导养殖场户出栏节奏和屠宰加工企业释放库存，既满足居民吃肉需求，也使物价指数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本世纪以来，我国生猪产业经历了5个完整的猪周期。其中，第5个猪周期是史无前例的超级猪周期，诱发因素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波动幅度之大、应对举措之广、恢复速度之快，均为历史罕见。今年二季度，第6轮猪周期开启，截至目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略高于正常保有量，处于绿色合理区间。这意味着，尽管国庆假期叠加年底备货，四季度需求对猪价支撑作用明显，但是，后期猪肉供应总体有充分保障，价格不太可能连续大幅上涨。

人常说，“猪粮安天下”，但两者又有不同。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多了问题少、粮食少了问题多”，是业内公认的观点。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产量设定了预期目标，这是一种底线要求，却没有上限要求。生猪则不同，产量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而是要维持在一定区间，这样才能减少价格剧烈波动，避免“肉贵伤民，猪贱伤农”。在市场作用下，如不想肉价过高，则应在猪价过低时保护养殖场户的积极性，否则此刻的波谷意味着彼时的波峰。以往的猪周期经验表明，要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同时宏观调控也必不可少。

新一轮猪周期以来，人们感受到，猪周期的表现形态不同以往，价格变化频次虽多，但总体幅度在变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稳价政策提早介入。经过史无前例的超级猪周期后，有关部门对猪肉价格波动有了更清晰认识，在应对策略上做了优化，及时发布了预警信息，提早启动收储或投放，避免以往产能波峰或波谷时再介入的时滞。二是市场主体经验更丰富。伴随与产能调整同步的产业转型，一大批规模猪场快速崛起，一大批中小养殖场户改造提升，2021年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达60%，规模主体养殖技术更成熟，应对市场更有定力。

观察新一轮猪周期，可以看出，生猪产能调控的思路日渐清晰。自2009年以来我国生猪生产共有4次大波动，恰好对应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变动超过5%时的4次情况。受此启发，有关部门以“短期调肥猪、中期调仔猪、长期调母猪”为路径，把能繁母猪存栏量作为调控风向标，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具体而言，划定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为4100万头，上下浮动5%以内，亮绿灯；浮动5%至10%，亮黄灯；浮动超出10%，亮红灯。目前来看，效果不错，总体达到“养猪有钱赚、消费者买得起”的预期。

相对来说，生猪消费端较为稳定，主要波动在生产端。今后应对猪周期，也要聚焦生产端。要像重视粮食生产一样重视生猪生产，防止一些地方在政策上“翻烧饼”，稳定养殖的政策环境和发展预期。要像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一样保护主产区的生猪基础产能，使之成为生猪供应的“压舱石”。要像紧盯种业一样紧盯能繁母猪数量和质量，使其成为生猪生产的“总开关”。在实践中，不能等到市场上缺猪肉了，才临时抱养殖的“佛脚”；也不能一旦供给充裕，就人为给养猪制造困难，甚至是不合理的限养禁养。唯如此，生猪产业发展才能可持续，居民吃肉才有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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